構建可能的世界：瑞吉歐·艾米利亞與傑羅姆·布魯納的特殊友誼三幕劇（上篇）

譯者按：這是一篇譯文，也是一篇個人學習筆記。如果分享能給大家帶來一點啓發，那是我樂於看見的。至於爲什麼是瑞吉歐，爲什麼是傑羅姆·布魯納，那又是一個很長的故事啦，我會在接下來的譯者手記裏一一道來。

布魯納曾經指出：“如果你不能從本質上讀懂這座城市，你就無法理解她的市立學校”。我想補充一句，如果你不曾瞭解與這座城市發生關聯的這些迷人的靈魂，你就無法真正讀懂她的存在，理解她的由來。布魯納是在談到心理學和教育學時繞不過去的一個人，他心目中一直憧憬着而又真實存在的教育是怎麼樣的？我們不妨一起讀下去吧。

原文標題：Building Possible Worlds: The Special Friendship between Reggio Emilia and Professor Jerome Bruner in Three Acts

原文鏈接：

https://www.reggioalli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16/12/Innov.23.4web-1.pdf

原文出處：北美瑞吉歐·艾米利亞聯盟季刊 | 2016年12月

中文譯者：Chloe Poon

翻譯說明：本譯文尚未獲得原出處授權，僅作學習交流之用。

這是一篇對傑羅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的悼文，它來自瑞吉歐·艾米利亞市的幼兒園和嬰幼兒中心，包括在其中的兒童、家長、教師、藝術教師、廚師和教學協調員。

傑羅姆·布魯納的引文均摘自1995年至2012年期間在瑞吉歐·艾米利亞進行的採訪和會議的意大利文記錄。

（一）文化的交織

1981年，洛里斯·馬拉古奇（Loris Malaguzzi）在不斷尋找文化之間的交織和潛在的對話者，想以此來豐富和推進市幼兒項目的教育思想和實踐。他請萊拉·甘迪尼（Lella Gandini）爲《Zerosei》（譯註：意大利第一本致力於討論早期兒童教育的雜誌）採訪傑羅姆·布魯納。

馬拉古奇的好奇心和文化總是緊密相連。就這樣，布魯納成爲意大利和國際教育文化中一個重要的參考點，他直接與瑞吉歐教育經驗以及嬰幼兒中心和幼兒園的世界進行了對話。《Zerosei》上刊登的文章除了採訪，還包括其他信息，以促成不同解釋的可能性和理解的關鍵。因爲馬拉古奇希望所有的這些可能性都能讓讀者看到，讀者大多是女性。

同年，在斯德哥爾摩的現代美術館舉行了首次“兒童的一百種語言”國際展覽（譯註：1981年首次展覽名爲“當眼睛越過高牆”，其後展覽經過重新設計，重命名爲“兒童的一百種語言”）。

那是一個偉大而充滿活力的文化發酵時代。在那之前，馬拉古奇肯定饒有興趣地閱讀過1959年的伍茲霍爾會議（譯註：Woods Hole Conference，1959年在馬薩諸塞州伍茲霍爾舉行，作爲對蘇聯發射Sputnik系列衛星的迴應，目的是確定科學教育中的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在那裏，教育政策和關於學習的想法之間形成了新的關係。由讓·皮亞傑（Jean Piaget）創立並指導的日內瓦遺傳認識論中心，以及由布魯納創立並指導的哈佛認知研究中心，成爲那些對定義和重新定義認知經驗感興趣的人的重要參考。

早在1960年代，馬拉古奇就欣賞布魯納在學科之間建立聯繫，將新舊知識融合在一起的能力。控制論、行爲學和心理語言學，也通過布魯納的思想，促進了關於認知發展的新思想的發展。

布魯納於1968年撰寫並於1971年以意大利語出版的《認知成長過程：嬰兒期》（Processes of Cognitive Growth: Infancy）一書鞏固並強化了他對嬰兒行爲的看法：“孩子的行爲從出生起就是聰明、適應性強和靈活的”（布魯納，1968 年）。

瑞吉歐第一個教學協調小組的年輕教師，以及後來的教師們，在他們的教學和心理學研究中探索了布魯納的理論和思想。20世紀70年代，一個重要的專業發展和持續研究的集體實踐過程在瑞吉歐開始了。在不同層面上的教師、藝術教師、教學協調人員、輔助人員、家長和社區成員都參與其中。這些經常由馬拉古奇組織的會議，成爲瑞吉歐教育經驗的一個長期特色。

在我們的歷史上，出現過許多著名的人物。我們的幸運在於發現了他們，能夠在一路上遇到他們，最重要的是，能夠親自認識他們。他們跟我們有着近似關係也有差異，但總是在一個非常文明的維度上。所有這些都有助於完善我們的想法，使我們能夠把他們放在一起，建立一個有機的項目，一個同時具有理論性和操作性的項目。
——馬拉古奇，1993年（Barsotti，1994）

1991年，《新聞週刊》（Newsweek）雜誌將代表瑞吉歐·艾米利亞幼兒機構的戴安娜幼兒園（Diana preschool）評爲世界上最先進的幼兒園，從而獲得廣泛的國際知名度。

馬拉古奇被布魯納在1990年代圍繞法律領域發展的解釋以及他的觀點所吸引，即”法律是對男人、女人和兒童思考的重大問題的迴應……法律如何塑造我們的思維、談話和感覺，並反過來又由它們塑造”（布魯納，1993）。這是對日益上升至文化和社會層面的人性探索。

布魯納作爲紐約大學法學院的梅耶客座教授（Meyer Visiting Professor），爲他圍繞這些主題的研究提供了特殊的背景，這一點可以從他的課程定義中得到證明：”法律實踐理論座談會——研究法律是如何實踐的，以及如何通過使用人類學、心理學、語言學和文學理論中開發的工具來理解其實踐。”（譯註：1980年代，布魯納將自己對人類思維的驚奇感帶到了紐約大學法學院，在那裏他深入研究了法律、文化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他在法學院度過了十年教學生涯，教授律師理論研討會、文化與法律座談會和其他主題）

幾年後的1995年9月，應喬丹娜·拉比蒂（譯註：Giordana Rabitti，在2000年至2007年擔任瑞吉歐兒童國際中心的主席）的邀請，布魯納首次來到瑞吉歐·艾米利亞，並在Romolo Valli市立劇院舉行的公開會議上發言，爲市立嬰幼兒中心和幼兒園開學揭幕。這些經驗讓人看到了良好的前景，因爲這種親和力將長期存在並促成一種持續的文化對話。

（二）美好的跨越（Crossings）

布魯納有一件事情是世界聞名的：他是第一位乘坐自己的帆船橫渡（cross）大西洋的心理學家。（譯註：1972年，布魯納橫渡大西洋前往牛津大學擔任實驗心理學沃茨教授）這是他與妻子卡羅爾·費爾德曼（Carol Feldman）進行的一次冒險。

他每年對瑞吉歐進行訪問的時候，總是喜歡向孩子們講述這個故事。這個漂洋過海的故事成爲了一個隱喻，一個進行”冒險和不可能的事業”的邀請。布魯納在與2009年落成的洛里斯·馬拉古奇中心小學的孩子、老師和家長會面時提到了這一點。洛里斯·馬拉古奇中心小學是一個延續性和實驗性的新項目，在過去幾年中取得了重要進展。

1995年9月，標誌着由許多“跨越”（crossings）組成的友誼開始——跨越海洋（總是大西洋），跨越思想、思維、教育實踐和衆多故事。布魯納與瑞吉歐教育體驗之間的關係首先是一種談話和講故事的關係。有這麼多的會面、交流、對話和親密關係，還有一些總是必要的分歧和批評——所有這些都使建立和維持一個充滿活力和重要的文化對話成爲可能。

瑞吉歐教育的特點是刻意的非學術性，這種特徵在嬰幼兒中心和幼兒園中生息和參與建構。這種觀點得到了布魯納的喜愛。現在他的年齡和對敘事的思考已經成熟，把敘事看作一種人性的價值。這些故事的特定背景和主題，是市政嬰幼兒中心、幼兒園以及孩子們的學習，而正是這個實際的、具體的層面從一開始就吸引了布魯納。

在瑞吉歐的學校裏，讓你在這個世界上找到了自己，讓你進入了生活。（布魯納，1995）

卡羅爾·費爾德曼博士談到第一次訪問時說：“對於我的丈夫來說，來到瑞吉歐並看到他所看到的非常重要。他對我說：‘我一生都在說這是可能的，但最近我擔心它可能不會出現。而現在我確信它真的做到了’。”

瑞吉歐·艾米利亞的市政嬰幼兒中心和幼兒園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看到了想象力是如何被滋養的，同時加強了兒童對可能性的認識。……老師們（對孩子）表現出尊重，就好像他們在和諾貝爾獎獲得者打交道一樣。
——布魯納，1996年1月

布魯納在瑞吉歐的這些年，恰逢意大利政府和教育部首次公開承認這些教育經驗。布魯納作爲政府在制定國家”課程”方面的對話者，有着重要的經驗。而在瑞吉歐·艾米利亞與意大利教育部部長Luigi Berlinguer的會面，成爲強調瑞吉歐市級嬰幼兒中心和幼兒園教育文化的一個特殊機會。

這一政治和文化背景爲1996-1997學年在Romolo Valli市立劇院的開幕奠定了基礎。與瑞吉歐教育經驗在歷史上的其他時期一樣，這次特殊的國際對話也支持了新的國家對話的發展。

瑞吉歐·艾米利亞市和布魯納之間的關係不斷髮展，1997年6月，他被市長Antonella Spaggiari 授予榮譽市民稱號。

“在瑞吉歐，我感覺自己是世界公民。這些極具創意的學校並非憑空存在，而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這座美妙小城市的體現。”
——布魯納，1997

同年，布魯納獲得了博洛尼亞大學通信科學榮譽博士學位，由Umberto Eco 教授授予，他這樣描述布魯納：“一個知識界的傳奇，我們的任何言語都難以涵蓋。”

在瑞吉歐，布魯納爲創新文化戰略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這些戰略始於嬰幼兒中心和幼兒園，並且正如歷史上經常發生的那樣，後來涉及整個城市。隨着1994年瑞吉歐兒童國際中心（Reggio Children）的成立，整個教育系統發展的新模式處於被探索的階段。

從1998年開始，布魯納與嬰幼兒中心和幼兒園的教學協調員、教學人員和藝術教師的會議成爲固定的年度活動，通常在 6 月份，爲進一步解釋和思考所實施的項目提供了寶貴的機會。在這些訪問中，布魯納總是提出希望能留出時間讓他與嬰幼兒中心和幼兒園的孩子們一起度過，因爲他對教學環境的構建很着迷，並且喜歡親自“居住”在那裏。

“創造力與過度有序的組織結構毫無關係。支持創造力的環境應該是我們頭腦中的無序的延續”。
——布魯納，2009年6月

在與嬰幼兒中心和幼兒園展開十五年的對話中，許多融匯的思想交流得以形成，這些思想將追溯一種貫穿不同知識領域的共同的人文思想。在巴爾杜奇幼兒園（Balducci preschool）的一次會議上，教師、教學協調人員和藝術教師們介紹了在嬰幼兒中心和幼兒園進行的戲劇主題研究，布魯納談到了年幼孩子關於戲劇”字母”（theatrical “alphabet”）的發展，認爲教學紀錄的價值是像鏡頭一樣使這種發展被看見。

他引用了詹巴蒂斯塔·維柯（譯註：Giambattista Vico，意大利政治哲學家、演說學家、歷史學家和法理學家）的觀點，並討論了戲劇和戲劇形式不是從一種文化複製到另一種文化，而是代表了存在於所有文化中的類似原型。

布魯納認爲戲劇的起源可以在三歲的Mario和一個影子之間的遊戲中看到，他曾在其中一份記錄中看到過。來自嬰幼兒中心和幼兒園的經驗強調了場景空間是一個同時發生不同關係的空間，在這裏，關係的遊戲既是一個非常歡快的遊戲，也是一個非常嚴肅的集體身份建構的遊戲。

“戲劇和演員是人類活動的一部分；它是存在的最多的人類活動之一。只要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獨裁者往往首先消滅那些爲戲劇創作的人。戲劇？它只是讓人更有人性”。
——傑羅姆·布魯納，1998年

這種對敘事和講故事的熱情，以及爲每個故事找到聽衆需要和權利的熱情，成爲構建教育文化的堅實基礎，這在布魯納的思想中有新的發展。從嬰幼兒中心和幼兒園作爲文化建構的場所這一想法開始，對布魯納來說，這種文化和知識的想法延伸到了不同的知識領域。

集體調查圍繞着背景展開，通過這些背景，”最複雜的認知過程發揮作用，使我們超越現實和事實，進入可能的新的領域”（布魯納，1996）。正如馬拉古奇所說的，學習和學習的奇蹟（The wonder of learning）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文化存在於我們的思想中，存在於我們與他人的互動中。”
——傑羅姆·布魯納，1995

互爲主體性（譯註：Intersubjectivity，或稱“主體間性”）的主題被布魯納定義爲 “關於人類的最人性化的東西”，作爲學校和城市、知識和民主之間的指導線的核心元素再次出現。若干年後，他說 “經驗引導我們不僅用眼睛，而且用整個身體去感知”（布魯納，2009年6月）。

1990年代後期，布魯納和妻子費爾德曼參加了在瑞吉歐舉辦的“關於學習的學習”（Learning about learning）國際研討會。會上介紹的 “文化通道，技術通道 “（Cultural Passages, Technological Passages）是在嬰幼兒中心和幼兒園開展的研究項目之一。

這次會議在學校和布魯納之間展開了有趣的對話，討論了數字技術的問題以及兒童和學校對新技術的態度。技術的引入提出了關於學習的新問題。速度、多樣性、即時性、可變性——所有模擬技術的特點，尤其是數字技術的特點——產生了一種感覺上的轉變，也是由於時空概念的壓縮，要求兒童和成人通過新的準則對事件和情況作出反應。

“年幼的孩子習慣於在遇到新事物時做出反應；孩子們已經準備好了”。

——布魯納, 1999

布魯納強調並讚賞這項研究的觀點，它支持對新技術採取集體的、基於羣體的方法，並超越兒童/電腦的動態，以獲得更廣泛的關係層面。

“我參加過很多關於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的討論，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在這種關係維度上談論它們，因爲計算機幾乎總是這類討論的主要話題”。

——布魯納， 1999

人工、模擬和數字技術之間的交織，從瑞吉歐的學校對這個問題的解釋，發展和豐富一百種語言的理論，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來。

技術有助於構建對兒童具有高度吸引力的情境，但情境的構建並不是既定的，這就是教師的作用，而在這個特定的情境中，就是藝術教師的作用。

孩子們正在毫不費力地學習所有這些與計算機使用有關的檔案結構和記憶語言，這些都是非常複雜的概念。我喜歡的是，在這裏，新技術總是在人類背景下被探索，重視分享和對話。

——布魯納，1999

宗教和信仰在瑞吉歐的教育體系有着怎樣的演變過程？

布魯納對這個微妙的話題有什麼想法？

他是如何勸告人們要“危險地生活”？

我們稍作中場休息，故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