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作 | 馬拉古奇，瑞吉歐教育的靈魂人物（二）
譯者按：本文譯自Loris Malaguzzi and the Schools of Reggio Emilia。原文較長，分爲兩部分發布。第一部分鏈接在此：
譯作 ｜馬拉古奇，瑞吉歐教育的靈魂人物（一）
馬拉古奇本人完全理解社會歷史背景的意義，這是構成他思想範式的一個重要部分，即他看待、解釋和聯繫世界的方式。隨着歲月的流逝，他越來越強調連接性和複雜性。
正如他所說，”互聯（interconnecting），是現在和未來的偉大動詞”。在他的心目中，一切都有聯繫，無論是構成兒童整體的許多不同方面，還是文化、科學、經濟和政治的相互作用，抑或是他被吸引去研究的越來越多的學科。最終他對控制論和神經科學的迷戀，以及他堅持跨學科或跨領域的做法也驗證了這點。
看到萬事萬物的聯繫，加上對背景（context）的深刻認識和對每個人的獨特性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促成了他對複雜性的欣賞，以及相應地對當代主流話語的厭惡。
當代主流傾向於分類和線性，可預測性和確定性，分離主義和還原論。他認爲這種話語已經過時並處於危機之中，並受到新科學觀點和理解的質疑： “不可預測性是今日科學的一個範疇”。
在反對科學的舊有區分方法（特別是精確劃分技術和人文）的同時，要面對的挑戰是在一個應該越來越多地激發兩者的跨學科框架（inter- or trans-disciplinary）中，在研究和教學中打破單一學科的分類，重新建立起它們的不可分割性，交流性和整合性。
當上面說的過時思維應用於教育中時，他感到十分痛恨並稱之爲”預言式教育學”。
這種教育方法預先知道一切，知道將發生的一切，沒有一個不確定的因素，是絕對不可動搖的。它思考一切，預言一切，看到一切，以至於它能夠給你十分明確的行動方案，精確到每分鐘，每小時，每個目標，每五分鐘。這是一種非常粗糙，非常懦弱的東西，是對教師的聰明才智的羞辱，是對兒童的聰明才智和潛力的徹底羞辱。
馬拉古奇並不渴望可預測性和規律性，相反，他重視不確定性，渴望驚奇和奇蹟，喜歡驚歎於完全出乎意料的作品。
馬拉古奇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還不僅僅是一位教育家，而是一位在瑞吉歐教育項目中的領導者。在閱讀他的紀錄時，我想到一個獨特而重要的問題：如果作爲公共和民主教育的一部分，這種領導者角色有什麼特質？
政治因素已經被提及，這樣的領導者需要參與到有可能的方案中，主動做出某些選擇。前面還提到了接觸和尊重所有對教育感興趣的人，實際上是城市中的每一個人，這是多麼重要。此外還應該加上馬拉古奇對合作和團結的價值觀和信念。
除了這些品質，我還想補充一點，從我閱讀紀錄來看，還有另外兩個特徵決定着他成爲一個教育領導者。
首先，馬拉古奇是一個有智慧的教育領導者。馬拉古奇是一個喜歡與其他知識分子爲伍的人。他是一個興趣廣泛、好奇心強、不斷跨越邊界的人，從未失去過遇到新思想、新觀點和新朋友的喜悅。
他寫詩，喜歡戲劇，閱讀量很大，閱讀範圍很廣。他緊跟政治、經濟、文化和科學的最新發展和辯論。他希望現代教育能夠理解並回應當代的條件和需求，對當代的思維和知識持開放態度，這意味着同時也永遠不要忽視對未來的責任。他有很強的批判能力，不僅體現在他批判意大利典型的舊思想和舊制度，他所加入的組織，他知道的心理學和教育學的主要人物，（馬拉古奇對皮亞傑的工作有過批判性的評價）。當然對其中許多人他也非常欽佩，並從他們身上得到啓發。
但這些只是作爲知識分子的某些成分，是促成領導者這一角色的原材料。馬拉古奇是什麼樣的知識分子？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區分了兩種類型的知識分子。
他認爲，”普遍的知識分子”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以真理和正義的主人身份發言並被承認有發言權。他被聽到了，或者說他想讓自己被聽到，他是一個普遍的代言人。成爲一個知識分子意味着成爲我們所有人的意識或良心。”
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福柯發現出現了一種新的類型，即 “特定知識分子”。
一種新的”理論與實踐聯繫”的模式已經建立。知識分子已經習慣於不是以 “普遍的”、”模範的”、”公正和真實的”的方式工作，而是在具體的領域工作，在他們自己的生活或工作條件所處的確切位置發聲。這無疑使他們對鬥爭有了更直接和具體的認識。
在我看來，這種對特定知識分子的描述非常符合馬拉古奇，因爲他身處特定的教育領域，瞭解並參與其中的鬥爭，努力建立連接理論與實踐的新方法。此外，他也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教師。
1975年，我們發現他在意大利共產黨的一次會議上說：”重塑學校所需要的教師扮演着一種新型的知識分子角色，一種與社會需求相關的知識創造者，而這些需求會通過各種組織形式表現出來”。
第二，馬拉古奇是一個民主的教育領導者。今天的新型公共管理要求等級結構，將高級官員與從事日常服務工作的人分隔開，前者通過程序、目標和衡量標準的網絡遠距離控制着後者。相比之下，馬拉古奇提供了一個民主和參與式管理的替代方案，其中包含了合作和對話的精神，並在與第一線工作者的密切關係中進行實踐。
他是一位不斷與教育工作者和兒童的日常生活打交道，併爲之做出貢獻的教育領導者，他不斷努力讓兒童、教育工作者和家長了解他的想法並與他們一起學習。他不只是規劃新學校並確保學校有健全的管理，一旦學校開放，他就經常在其中，把握教學脈搏，與所有的人接觸，交談和傾聽。當他談到教育和學校時，他是根據第一手資料和當前的經驗而談的。
因此，他的工作生活是複雜和多面向的。在某一時刻，他是一位行政人員，是瑞吉歐新興兒童早期服務的負責人，他給市長、其他政治家、官員或學校寫信，例如討論關於新戴安娜學校建設的問題；或爲學校要擁有一個藝術工作室（atelier）而爭論；或警告委員會不要爲一個不合格的教會辦的學校承擔責任；或向學校工作人員提出措施建議，以實施新的規則手冊；或責備一些學校未能確保代表參加會議。
下一刻，他是一位教育家，爲家長和教師組織一系列的講座或其他活動，他也經常以教師的身份參與其中。接着，他是一個教學主管，向當地、區域或全國的各種聽衆闡述他對夏令營或學校的基本教學法的想法，這個角色與教學研究者的角色不可避免地聯繫在一起，他認爲研究對學校和教師工作至關重要。（譯者注：關於”研究“一詞在瑞吉歐教育中的深層涵義，譯者曾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讀書隨筆 | Theory and Research：我們對“理論”和“研究”還有多少想象空間？）
另一個時候，他是學生，從皮亞傑和其他瑞士心理學家的數學著作中學習，他認真而廣泛地閱讀，希望跟上許多領域的最新思想。他還是一名廣播員，與其他人分享這些最新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而在其他場合，他是一名倡導者，主張爲兒童和家庭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捍衛在面臨削減和威脅的情況下取得的成就——所有這些都是在對公共教育理念的熱情承諾內進行。
最後也是很重要的一點是，他是一位民主人士和社區活躍者，在新的市立學校、有孩子的家庭和當地社區之間建立開放和參與的關係。
所以我會形容馬拉古奇是一個精力充沛，永不滿足的人。閱讀這些紀錄常常讓我喘不過氣來，想知道他如何找到時間做這麼多事情。他把思考、討論和行動的能力結合在一起，不斷地把想法付諸實施，並把工作成果反饋到他的思考中，這種相互作用的過程由關係來推動，由他每天與其他教育工作者、父母、行政人員、政治家和兒童的接觸來推動。這些角色和關係的豐富性以及它們的協同作用，都反映在他的紀錄檔案當中。
最重要的是，領導一個教育服務機構不僅僅意味着瞭解系統，瞭解組織、程序和資源的具體細節，儘管他承認這一點很重要。更關鍵的是意味着對教育本身的思考、對話和爭論。
馬拉古奇作爲教育領導者的角色不是執行國家政策，不是告訴別人該怎麼做，也不是在他選擇的地方領導一些順從的追隨者，而是在他的城市創造和發展一個教育項目，本着參與和合作的精神與其他人聯繫在一起。
通過這些紀錄追蹤不斷共同構建的項目過程是一件引人入勝的事情，因爲你會發現他第一次提到某些特徵，這些特徵後來如何成爲瑞吉歐教育項目的標誌，你會看到這些要素出現的原因、地點和時間，它最初是如何被概念化和討論的，然後它又是如何隨時間演變的。
